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公认，中国的父母尤其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对孩子是最有爱心的，中国的基础教育也是对学生最有责任感的，这样的评价自然是有充分根据的。可是，我却对这两个评价越来越充满怀疑，甚至觉得中国的一些教育不仅是在误导孩子，简直就是在将他们引向危险的境地。

　　享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一大批富裕起来的家庭纷纷送孩子出国留学，小留学生的数量迅速增长成为令人瞩目的现象。应当说，大多数留学生的父母是承受着不同程度的经济压力的，但是，望子成龙的强烈愿望让他们倾其所有、顽强坚持。问题在于，当这些孩子一手举着考试分数一手举着金钱来到异国他乡，他们能否适应完全陌生的文化，接受难以想象的挑战？事实证明，这是一场命运的豪赌。旅德十多年的女作家程玮的长篇小说《少女的红围巾》，为我们形象地解读了这个高风险难题。

　　《少女的红围巾》的第一主角是高中未毕业就被父母送到德国的雨儿，这是一个家教严格、学业优良而又健康漂亮的女孩子，并且有父亲最亲密的留德学生于阡给予帮助。可是，为了学会生存，雨儿与两个男生（其中一个在追求她）租房合住，还经常在夜晚去红灯区的咖啡厅弹钢琴挣钱。雨儿还算是优秀和幸运的，与她同住的外号叫“土豆”的男生，几乎不会讲德语，躲在屋里打了一年多的游戏，还稀里糊涂进了警察局，成了“留学垃圾”。这些真实的状况如果让父母知道了，该是多么痛心疾首呢，但远隔万里、鞭长莫及，一切只能由他们自己来面对。正如雨儿所说：“离开了父母才知道，原来自己离开了一座遮挡风雨的大山……现在自己必须一个人面对世界，连一点退路都没有。在想求人帮助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可以信任的朋友是那样的少，脑子是那样的笨，面对这个世界是那样的无能为力。”从这样的角度细想一下，我们能不对许多教育的空白感到失望和恐慌吗？

　　或许有人不接受中国教育已经造成许多空白的说法，但这是留学生们的经历充分证明了的事实。如雨儿第一次去见德国大学的教授，她开始穿了卡通T恤和旧牛仔裤。富有经验的于阡告诉她：“你的这身衣服只会给你帮倒忙。”在于阡的指导下，雨儿换了一条普通的牛仔裤，一件式样简单、质地柔软的白衬衣。于阡还特别提醒她，见了教授一定要大大方方先跟他握个手，然后看着教授的眼睛说话，要有和教授平起平坐的感觉，要平视，不能仰视。雨儿按于阡之法见教授大获成功，当即免除了半年的语言班学习，直接进入大学的预科。雨儿的成功还有一个插曲，她发现教授养的植物严重缺水，就与教授自然地谈起自己在家负责浇花的经历。教授愉快地说：“一个能注意到身边植物的学生，一定会把语言学得很好。”由此可见，现代观念和生活能力在国际交流中是多么重要。奇迹般过关的雨儿感慨道：“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教我这些呢？学校不教，家里也不教，这么重要的功课，居然没人想得到。”

　　我与程玮相识近20年，在我看来，《少女的红围巾》是她所有作品中最严肃的，因为这差不多是一部教育小说。程玮说：“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本质上都共有一样东西，那就是一种自尊、自强、自立和对爱的追求。”她也说过：“十几年的生活积累，让我很想告诉现在的孩子，要尽早学会自强、自立与独立生存的能力，让他们成长的路走得更顺一点。”

　　说到去德国留学，读者自然想知道中德的文化与教育的差异。显然，仅仅靠掌握现代的礼仪是远远不够的。作者通过约翰娜这个18岁德国女孩的故事，告诉读者德国人是怎么培养孩子自强自立的。约翰娜的家族名列德国富豪榜的前10位，约翰娜是父母最宠爱的女儿，然而，一过18岁，约翰娜居然变得无家可归。原来，他们的家族规定：每个孩子年满18岁以后，都要过3年自食其力的日子，这样的规定在德国非常普遍，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习俗。

　　其实，以中国人的智慧怎么能不知道自强自立的重要性呢？社会各界纷纷组织各种18岁成人仪式，不就是渴望孩子长大成人吗？但中国的18岁成人教育只是一个仪式。试想，中国孩子年满18岁以后，有多少人出门艰苦旅行？又有多少父母忍心断绝给孩子的经济支援，让他们走远路？更不要说让孩子过3年自食其力的日子。我们很多的父母虽然并不富裕，可早就做好了养育孩子一辈子的计划。否则，为什么中国会有那么多的“啃老族”呢？

　　当然，尽管人都有惰性，但成长在改革开放时代的青少年并不希望像笼中鸟一样被父母养一辈子，快乐一定是自由的，而自由一定是自主的。全世界青少年的共同主题是发展，而发展的主旋律必然是自主、自由和成长。严重而紧迫的问题在于改造成人世界，特别是改变溺爱的教育。

　　在一个信息化的社会里，任何学生都需要学习丰富的知识和掌握高强的能力，但是必须牢牢记住，学生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学会生存。毫无疑问，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第一位的使命也是教给孩子生存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