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里，“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震聋发聩的疑问一直是教育界、知识界、学术界的热点话题。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随着大师的远去，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引起了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民众的深思。

　　10月30日，由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为论坛主席，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中国海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科学时报社共同主办的首届“创新中国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数十位专家学者围绕“求答钱学森之问：中国如何培养创新人才”的论坛主题，针对创新与人才培养领域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未来5～10年，对于中国到底能不能培养真正的创新人才，是一个最大的机遇期和挑战期。”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王志珍在致辞中指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动真格地从根本上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又将失去最好的人才辈出的时光。”

　　“要创新，需学问”

　　“培养创造科学和发明技术的人才，需要如钱学森先生和他求学时代的老师冯·卡门教授‘一对一’的精英教育经历。”李政道先生在主旨报告中如此给出“钱学森之问”的破解良方。

　　李政道从钱学森的求学之路讲到自己的求学经历。他认为，精英教育指精英的学生由精英的老师作“一对一”教导。执行精英教育的学院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模式，也可以一位老师辅导三四位学生，但必须抽出时间“一对一”辅导。“钱学森和他的导师冯·卡门是如此，我和我的导师费米教授也如此。”

　　回忆起西南联大时的经历，李政道十分感慨：“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环境艰苦，物质条件很差，但培养了很多杰出的科学技术创新人才。这段历史值得研究。”

　　84岁的李政道还特别向青年学子们提出建议：“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要创新，需学问；问愈透，创更新。”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对这一点很有感触，他认为，尤其对中国学生来讲，提出问题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其实是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基础。“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是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法，而不是题海战术，不是要求学生把一切问题都在课堂上解决。”张杰强调。

　　张杰表示：“大学的使命是培养人才，大学的灵魂是学术追求，大学的本质是创新。研究型大学的本质在于，把一群极具创新思维的教师和一群极具创新思维的学生聚集在一起，让他们的创造力互相激励，产生使学生受益终身的创造力、创新力和智慧。”

   近年来，大学围绕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进行了许多改革，如自主招生、大类招生、弹性学制、本科生学院制、通识教育、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国际联合培养、双专业、双学位、第二学士学位、主辅修制、转专业、学分互认等。

　　不过，这些改革只是对原培养模式的“修修补补”，因为整体不到位，实际上离创新人才的培养理念还很远，教育效果未能达到预期目标，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的：学生适应社会和就业创业能力不强，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紧缺。

　　对此，中国海洋大学校长吴德星认为，大学和个人的发展在根本上取决于文化。对于大学来说，文化是事业的灵魂；对于个人而言，文化是自立自强的根本，文化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

　　吴德星强调：“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文化孕育，离不开深厚人文艺术底蕴的熏陶，离不开大学精神的传承，离不开名家大师的激励和引领，更离不开个人的努力拼搏。”

　　如今盛行于大学的实用主义教育，只能培养出一代代有专业水准的小市民，整个民族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探索精神却将丧失殆尽。

　　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就指出，从“李约瑟之谜”，到“诺贝尔奖情结”，到“钱学森之问”，都反映了中国学术文化和大学精神的缺失。

　　不少学者在呼唤大学精神的回归时，都会怀念西南联大。为什么就再也创造不出西南联大的辉煌？正如秦伯益所说：“联大的成功在于它的学术自由和兼容并蓄，它不在乎千百人唯唯诺诺地说一样的话，而珍惜有识之士能振振有词地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

　　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王长乐提出，中国大学的发展受到了封建思想的影响，原因是缺乏传统、缺乏对大学的真正认识，以及大学发展的碎片化。同时，他也表示：“在中国的大学发展史上可以看到许多今天我们尊敬的大学校长，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里面非常优秀的部分。蔡元培先生那封著名的辞职信，就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最优秀、最光彩的部分，也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学精神。”

　　培育创新土壤

　　行政化对于中国教育的扼杀与危害，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官本位”教育体制，不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现实。用行政权力干涉教学事务的做法，使中国高校元气大伤。

　　“教育是超越任何意识形态的最根本的东西，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干预。看待教育就应该像看待母亲一样，爱护她，敬畏她。”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朱清时希望通过南方科大的“实验”来回答“钱学森之问”，探索出一条培养创新人才的中国之路。

　　从中国科大到南方科大，“学术优先”一直是朱清时所倡导的。多年的校长经历，使朱清时对“去行政化”有自己的理解——学术（教授为主的委员会）主导，而不是行政官员主导来制定规章制度；依法治校，而不是谁权大就听谁的；尽量减少行政机构及其人员，重新设计行政机构，使其对交叉科学发展的阻力降到最小。

　　“不是说，让教授当领导就行，异化成官员的教授更糟糕，应该反思‘双肩挑’；也不是说，外行不能领导——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老干部虚心听取教授意见，照样成了教育家。”朱清时说。

　　朱清时坦言，南方科大的实验是要交一笔“学费”的，但是他有勇气也有信心坚持走下去，给大家做个示范。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则认为，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依法办学、政府管理、民主监督。他谈到，自己前不久写文章呼吁学生权利，却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他们希望学生有学校管、学校有政府管，因为他们认为“这都是为我们好”。在熊丙奇看来，如果对照学生自治、教授治校的现代大学，中国还没有一所真正的现代大学。

　　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熊丙奇尤其看重最基本的公民教育。他说：“在合格公民都不能培养的时候，就希望要培养出拔尖人才，如同在一片荒凉的土地上希望长出参天大树，是不可能的。”

　　就像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张信刚说的：“中华文化中没有阻碍创新的基因。”事有可为，事在人为。要让杰出人才“冒”出来，就必须以受教育者为中心，按照人的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来重建适合创新人才成长的教育土壤和学术土壤。

　　有鉴于此，由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科学时报社联合发起的“创新中国论坛”将从2010年开始，每年确定一个议题，广邀国内外有识之士交流研讨，希望通过系列交流与探讨，为国内创新氛围的构建和养成作出积极贡献。